二零零七年的冬天，我的父亲永远离开了我。

中等身材，皮肤黝黑，满头白发。布满皱纹的脸上，留着刀刻般清晰的络腮胡须，透着一股刚毅。常穿着一身青布衣裤，精神矍铄，步伐矫健而匆忙——仿佛永远有忙不完的活，使不完的劲。这就是我的父亲，一个抗美援朝的老兵，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，一个我心中最和蔼可亲的老人。

回忆如潮水漫涌，带着难以言说的酸楚。

一九五一年，十八岁的父亲，作为家中唯一的男丁，毅然奔赴朝鲜战场。他在炮火中穿梭，在生死线上徘徊。在那样艰苦恶劣的环境里，他亲眼目睹战友倒下，并亲手将他们掩埋；自己也多次与死神擦肩。有一次，敌机轰炸，他被埋在土里不知多久，醒来时天旋地转，头痛欲裂，耳边嗡鸣不止，四肢抽搐，呕吐难止……从那以后，这成了他一生的病根。每逢阴雨或雪天，头痛与耳鸣便如影随形，折磨着他的身体，也提醒着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。

一九五八年，父亲带着满身的伤疤与疲惫，回到了祖国，回到了家乡。老屋瓦楞上的枯草在风中颤抖，而祖母，早已不在人世。家中静静摆着她用过的纺车，落满灰尘，挂着蛛网。父亲轻轻抚摸着那架纺车，泪如雨下。

祖母是因思念成疾而走的。她日夜念叨着父亲的小名，但凡见到背影相似的年轻人，总以为是儿子回来了。她寝食难安，不分昼夜地摇着纺车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牵挂都纺进棉纱里。最终，她倒在了纺车旁，带着一个母亲未竟的期盼与深深的遗憾。自古忠孝难两全，父亲选择了为国尽忠，而祖母的离去，成了他心底一道永不愈合的伤痕。

回国后，当地政府为父亲安排了工作，在黄石某煤矿就职。然而，井下昏暗的光线、寂静的巷道，总让他恍惚回到朝鲜战场的坑道——震耳的炮声、崩落的土石、刺眼的探照灯、干裂的嘴唇、硬邦邦的压缩饼干……那些记忆如影随形，使他夜不能寐，精神日渐恍惚。三个月后，父亲瘦脱了形，头发大把脱落，终于心力交瘁，拖着疲惫的身躯，再次回到了家乡，无怨无悔地做了一名农民。

年少时，我曾暗暗埋怨过他。心想如果他当年坚持下去，我或许就能“接班”，端上“铁饭碗”。可父亲总是平静地说：“比起那些牺牲的战友，我能活着回来，已是万幸。”我后来才懂，这不是什么漂亮话，而是他历经生死之后，最朴素也最真实的信念。

后来，父亲担任了大队民兵连长。那是个有名无实的职务，并不受人重视。他也曾因心直口快而被人误解。我也一度觉得，父亲说话不够“漂亮”。他处境尴尬，却始终努力做好每一件事，想为自己、也为这个身份挣回一点尊严。一九七八年，父亲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黄冈军分区评为“学习雷锋先进民兵干部”，并多次受邀至省荣军疗养院疗养。如今回想，我只有深深的自责与心痛。

我也想努力回忆那些温馨而轻松的片段。比如每年除夕，家里总会吃一顿饺子。可每每这时，父亲总会喃喃重复那段永不变更的话：“多好的战士，说没就没了……”原来在朝鲜时，有一位山东籍的战友，待他亲如兄长。一次包饺子时，那位战友临时去执行任务，却再也没能回来。桌上，还留着他没包完的饺子。父亲说到这儿，总会沉默良久，眼神里满是惋惜与怀念。

岁月如歌，记录着父亲不平凡的一生；岁月亦无情，侵蚀着他的身体与记忆。

晚年，父亲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症。他渐渐忘记了九死一生的战场，忘记了辛勤耕耘的土地，忘记了休闲时常去的鱼塘……他几乎忘记了一切，却始终没有忘记我这个女儿。

如今，每年清明，我仍要回到那个曾经充满温暖与欢笑的老家。它虽已荒草丛生，我却执意要打扫干净，简单整理，摆上父亲生前爱吃的点心。我端详着他的照片，泪光中，仿佛又看见他那花白的胡须、和蔼的面容、汗水湿透的衣衫，和那永不知疲倦的身影。

我总记得那样的场景：初冬的清晨，草枯霜浓，寒气袭人。父亲挑着担子，汗水顺着脸颊滑落。扁担随着他的步伐嘎吱作响，喘息化成的白雾在头顶氤氲。鞋底沾着泥土与冰渣，在地上留下一串长长的脚印……

我一直在寻找那熟悉而渐渐模糊的身影，不能忘怀他的慈祥、宽容与善良。我深深地、深深地怀念着他。新春的细雨里，我感觉到他的存在；盛夏的绿荫下，我感觉到他的存在；金秋的稻香中，我感觉到他的存在；寒冬的暖阳下，我依然感觉到他的存在。原来，他无处不在，从未离开。

父亲的一生，肩上扛过枪，也扛过锄头与扁担。他扛起的，从来不只是重量，更是对党、对国家、对人民、对家庭沉甸甸的责任。尽管他一生默默无闻，尽管回忆中总有苦涩，但他朴素而高尚的品格，早已融入我的血液，成为我成长的沃土，也成为我面对人生风雨时，最强大的精神力量。

感谢我的父亲，他留给我的，是这世上最宝贵的精神财富。在我心中，他永远是——最可爱的人。